第三四零章选举
从常年的幕僚角色在官制改革特别是秘书制度的改革中成功完成到一个国家官吏的转变后，辜鸿铭也完成了他的蜕变，以六十岁的年纪，他以本身原先所具有的人文素养，终于在晚年的时候突然大红大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读书人的偶像。
宣传部在他和他的这本书身上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辜氏著书所需的各项帮助都由宣传部无条件协助完成，并且在理论系统化上，宣传部也派出了几名年轻人作为辜鸿铭的私人秘书去从旁协助，并且在成书后，第一时间找到我御笔题词，春秋大义这本书，从儒家文化首重的个人修养入手，继而深入到当前社会下个人对与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国家对于天下的责任感。中国人应当志在四方之类的古语虽然也不乏这样的精神诉求，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成系统性的著作出来，也无从谈起建立起一个全民的责任信仰，如今，辜鸿铭填补了这个缺憾。
相隔浩瀚太平洋的两个大国，几乎是在同时出现的思想界的大变化，也在责任感这方面取得了共鸣，帝国对世界负有责任，那又是怎样的责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去虽然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霸道的诉求，但是实际上可操作性很低。辜鸿铭在书中也对此进行了阐述，一个对世界的关怀责任开始渐渐在中国萌芽。而第二方面军对中南半岛等前殖民地地区的解放战争，便是契合这种思想的行动。
他的书发表后，在北京城乃至全中国的学校中首先引起反响，他在帝国大学演讲时，就曾经遇到学生发问说我们中华学子，如今难道一定要学英语德语吗？这是一个当前很常见的问题，以往的答案都是诸如我们目前要学习他们的技术，首先要弄懂他们的语言什么的。但是辜氏却用了一种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张狂的语调来回答问题的同时，也阐述了他对于责任感的理解：“我的养父母布朗夫妇，是一对英国人，在我十五岁那年他对我如是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我们如今为什么要学英文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一阵惊愕之后，学生们用掌声来表示他们对这种回答的尊敬。
《春秋大义》在宣传部的运作下，首先在国内出版发行了五千万册，一应开销由我从内帑拨支，免费在各级学校首先发放。而后很快又被最有好的德国人翻译成德文版本，换了个名字叫《中国人的精神》在德国发行，世界发展到了这一个时代，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酝酿着思想界的革命，这对于盛产哲学家的德国来说，也是一个启发性的外国著作了。
英文版本也在美国开始发行，不过正如中国人翻译回来的《国家论》更多的是作为美国国家政策走向的研究读本之一一样，这本《中国人的精神》也成为美国人研究中国未来对美甚至对世界政策的资料了。由于两国新近出现的新思想都强调了本国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美国讲解放，讲求推行民主制度，中国讲究教化外夷，从根子上来说都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道德观文化观的内在在，所以，从长远来看，中美是必然要发生冲突的，不仅仅是利益，而且是文化。
当然，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守旧的因素，譬如我的三女儿就很不喜欢这本书，因为辜鸿铭认为男人娶一妻一妾，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与目前女权意识的萌芽是有冲突的。另外他直到现在也不肯剪去自己的辫子，这在开放自由发式之后年轻一代以落辫为荣，只有老一代才保留辫子的时代，他这是守旧的象征。
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方面就是不论如何，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信号，帝国政府要掀起全民责任感教育的信号。修身自不必说，乃是提升每一个本体的个人素质，进而提升全民人口素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社会精英们的必然使命，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帝国必然会培养出一批合格的精英人才。
这次思想界的大动荡，正好也与全国正在开展的各省分省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时间上形成了重合，辜鸿铭本身是新儒党人，他的突然窜红，自然对他的本党极为有利，事实上新儒党本身也是人才济济，不仅是辜鸿铭，包括他年轻时代的好友沈曾植，也在安徽巡抚任上登高一呼，利用帮助老友发行新书的机会，也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
除了新儒党外，国内可以值得一提的政治力量就是工党和宗社党了，宗社党本身是极端听命于皇家的，我也跟他们打了招呼，选举可以，但是不得借目前身份便利，搞出一些我所不乐意见到的事情来。我也向他们讲明这次选举不过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选举罢了，不要看的太重，所以铁良他们只是找了帝国大学物理通讯系的王国维做了他们的竞选顾问，打算老老实实走政党竞争的路子，虽然以他们的实力来说，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王国维本身也是一个死忠君的老派人物，与他们结合也是相得益彰。如今到6月份的选举已经没有几天了，王国维和宗社党一干重要人物也已经定好了方略，他们目前正在宗社党势力较为发达的满洲大区发动选举，打算把满洲六省的五十余张选举人票拿到个八九成再说，这样便可以在将来的国会中坐稳第三大党的位子，要想再进一步，就要看新儒党有没有能力把工党打得落花流水了。
进入五月以来，各省的选举工作已经进入了热火朝天了，各大城市都不断有各个党派的竞选者在党内牛人的提携下，在公众面前露面。像工党请出了之前颇有声望的袁世凯，戴鸿慈和瞿鸿机，分别在河南，广东和湖南三地开展演说，提携后辈，工党的那些年轻干部们尽管看上去颇有些激进，也由于他们的党派纲领内包含了对私产的不尊重的因素，不是那么的容易得到士绅阶层的支持，但是由于目前全体国民都拥有选举权，他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穷人和普通市民的支持。所以，在有前内阁三相出场帮忙的情况下，这三个省的工党候选人都颇为得势，从目前情况来看，工党大有一举拿下这三个省的趋势。
当然，工党全国中央党部所在地也就是天津的情势更为乐观，由于沿海工业发达的缘故，天津向南北辐射的山东和奉天热河等地，工党候选人的呼声也颇为高涨，从梁启超的报告来看，他预计在年底的统计之后，可能新儒党能够占到国会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议席，工党百分之二十五，宗社党百分之十左右，剩余便是那些小党了。总体格局与目前的政党划分没有太大的偏差。
而新近奉调回京将要担任新组建的法务部副部长的宋教仁也在北京创立了他自己的新党派，他的宗旨是万事以国民为先，进而维护国际和平的国内国际的政治诉求来吸引目前国内的精英阶层，虽然与新儒党中的激进派显得有些目标重合，但是由于他这种呼声代表了目前由辜鸿铭所掀起的新思想潮流的缘故，这些日子来，国民党也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派，特别是在年轻的学生阶层，这种代表激进思潮的党派更得人心。
国家的变化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就像帝国也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励精图治才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完成到世界性大国的蜕变的，思想界的变化要真正产生影响那还要更久，所以面对目前国内的思想界的变化，我作为皇帝也只是好好的做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只是这种转变在我看来有利时，我才命令宣传部跟进做一些推动工作。
这当然也算是对辜鸿铭的一份表彰，严格来说他是个海外华人出身，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素，从数百年前开始，海外华人就成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阶层，从清中叶开始到184０年鸦片战争又到咸丰十年的国变，每一次国家的重大变化，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不仅仅能够发挥出财力的作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有一份赤子之心，而且他们中间也不缺乏有才干的人。
所以，在国家人口到达六亿，传统中原地区的地价和土地兼并情况日益严重的今天，也是帝国需要倡导移民的时刻，过去虽然有向新占领土移民的政策优惠，但是那往往带着一些强迫色彩，大都是赤贫阶层，或者是重罪流放犯的官方押解。但在今天，帝国也有必要鼓励国内的商人也好，平民也好，无论是投资还是办厂，个人闯荡还是举家迁徙，帝国都会再出台一定的政策去鼓励他们。并且他们的移民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帝国现有的领土，还包括目前地球上许多国家或是尚未建立国家的地方。总之无论在哪里，帝国都会让子民们知道，中华帝国的海陆空三军，都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目前首批的官方推荐迁徙地点，除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还有新蒙国以东，满洲六省以北那一片目前名义上属于俄罗斯帝国，但实际上俄国皇室已经无力去经营——他们的官员如果要到达那里，需要穿越关系并不是那么好的新蒙国国境。在那里目前实际上是处于原始秩序时代的，帝国的子民只要有能力有拼劲，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来并不是那么难，更何况以前的移民促进政策照样有效并且加强了力度，除了给钱给物之外，每个愿意前往外交部对移民目的地定位为较危险程度及以上的，可以配发枪支和子弹，远东股份公司也在各个外交部认可的移民目的地开设了武装据点，作为对新移民的支持机构，当然他们的服务是要付费的。
这种情况颇为类似于英国之前的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各个公司这种半官方的机构，要缓解国内的土地和社会压力，就必须让人民愿意移民，而中国人自愿移民的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个时代与后世不同，一个中国人但凡有一点办法，他是极不愿意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的，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是屈原的句子。所谓狐死正首丘，仁也，这是《礼记》的教诲。连狐狸都这样，更何况人？再说这也是仁的具体表现之一。（狐死首丘指狐狸死的时候，头必然朝向自己出生的山头，意为永不忘本。）
这当然需要用思想理论去转化，责任感，教化四夷，治国平天下等等都是这中转化的好教材。这也是为什么宣传部开始就要去跟进辜鸿铭的新书的原因。
这种风潮甚至已经掩盖过了第二十一集团军在锡兰的战争了，由于登陆战打得顺风顺水，许多报纸对此消息都是一笔带过，由于斯里兰卡并不是印度的属国，而是直接隶属于不列颠的殖民地，与前一阶段宗教界对于印度局势的关注也没有什么干系，所以报纸上也对这一军事行动的内涵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可能要展开对英国的新一轮军事攻势了，报上也登出了小额的有奖竞猜题，竞猜帝国下一步的用兵所在是在什么地方，选项有印度，阿拉伯之类的，一众天朝上国观念充盈了脑袋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学术界也开始挖掘古天竺和昆仑奴之类的闲话，当然这都比不上目前帝国军政面上的大行动的风头。
军方对于阿拉伯对英战争的准备和锡兰的巩固战役自不必说，到7月1日就是全国分省选举的开始日期，所以具有广泛博彩民间基础的赌坊也开出了各种赔率，目前几个党派也都预备推出了自己的元相候选人在帝国内政部报备，新儒党推出的是由现内阁商业部尚书张謇和奉天省农林司司长熊希龄的正副搭配，这两人在实绩上都是赫赫有名，年纪也不算大，都是正当壮年，作为国家建设的搭配来说，两人实在是一时之选，而张謇早年也有在朝鲜的驻外经历，对于帝国的宗藩体系和外交事务，都有一定的见解，可以说是一个内外兼修的高手。
而工党推出的却是由党魁江绍铨和他年轻的私人政治秘书戴季陶来竞选正副元相职位，从两人的政治号召力和知名度来看，也表达了该党对于本次选举的最终选举人票数占优并不抱乐观期望，他们的目的似乎只是渴望保持最大在野党地位，由于目前的选举制度是由国会议员直接选举元相，所以议席的多少将直接决定本党候选人是否能够当选，所以梁启超他们的这个判断我基本抱持认同态度。
宗社党他当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候选人，在请旨征询了我的同意之后，他们将他们党纲上所限定的元相候选人也就是当朝皇帝我报了上来，至于副职，该党党章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就是党魁本人，所以当该党宗旨刚刚公布之日起，民间就有传言说这是皇家在行驶假的预备立宪，目的是仍然由皇帝一统大权之类的。我当然了解如果我真的去竞选这个职位的话，一定会高票当选，所以对铁良的这个举动，我也是在回文中表彰了他的忠心耿耿，但实际上我也在后文中对他多加了一些暗示性的劝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作用也许是在将来的政治斗争格局中，为这个国家多一份保证国家统一在一面旗帜下的力量吧。纵观帝国的历史，这个国家要缔造盛世并不难，没有大的强的入侵，没有大的内乱，再来一套有效率有能力有智慧的统治体系，哪怕之前的基业再是废墟，有个三五十年就是一个盛世，汉文景盛世，不过三四十年许，唐贞观之治，开元天宝，这才多少年光景？而之前又是怎样的一片废墟？所谓清之康雍乾盛世，距离生灵涂炭的年代又有多少年？创造盛世并不是那么的艰难，难就难在让这个盛世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能人干将，西汉七王之乱，哪个王爷不是一时豪杰。晋之八王之乱引来的是五胡乱华，唐之盛世后是武氏乱朝，安史之乱，帝国四分五裂，缘由何在？这个帝国缺少将所有的力量尽量拧在一起而不是窝里斗的力量。这也是我为什么始终要加强忠君教育，并且坚决不想所谓的共和制度的原因。真实历史中民国初年到三四十年代这许多年间，中国是怎样的中国？
现在趁着我在，就要全力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而我本身也不是迷信的人，藏僧所谓1921年大限我也不认为是指我的寿命大限，从目前我的身体情况来看，毫无就要龙驭宾天的预兆，所以我更愿意认为预言可能更多的是说君主专制制度的死期吧。
我不死最好，以我长年以来建立的威望和在国民心中巨大的影响力，可以完全保证帝国将能渡过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并且在将来皇位传承的时候，国民已经习惯于接受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新皇帝。
但如果我真的在1921年死掉了呢？我必须为此未雨绸缪，对于总社党的扶持，对于军队皇家化的教育，对于国民传统伦理观念的深化，对于储嗣的安排，对于增强国民的对外侵略性，都是一些事先的万全手段。近些时日来听溥夏府里的人说宋氏已经有了身孕，这对于皇家的传承也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
5月10日晚上也就是溥夏还在广州的时候我就派了御医到他府里去看望王妃，并且赐了一些安胎的药物，这时间进入1914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我的事务越发的繁重，由于现任内阁总理大臣鹿传霖事实上已经处于病养状态，其实我本身又基本回到了当年那连内政也要管的日子，加上近期战场重开，外交方面也要早作预备，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各个藩属国的稳定事务，偶尔还要抽空见一下不在宗藩体系内的那些请求援助的国家的使节之类，加上内政方面帝国也打算在下半年试点性的开放股票市场，以及下半年就要开锣的地方选举，这哪一方面都要牵扯我的精力，否则我听说有可能是第一个皇孙的宝贝已经在萌芽状态，我岂有不亲自探望的理？
公务虽然繁忙，但幸好这些年来一直加意栽培的一批能臣也在尽心尽力的辅佐我，内政方面有内阁各部的尚书们在帮衬着办，军务上头兄弟载洸是行家，外交上头有载滢，选举上面有梁启超和溥夏请旨建立的法务部在办，算来算去也只有宗藩事务比较费神，其实算是我在帮善耆的忙。
第二方面军对孟加拉地区的攻击顺风顺水，有曹锟坐镇，下面又有许多参谋人才，兵员装备都占优，打败了才是怪事。唯一值得担心的是中东，从那边的情况来看，白崇禧在陆军中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几个师都不愿意接受这么个少校的统一协调，白崇禧也写信来恳请再派载沣前往中东坐镇，这个事我原则上也是允了，只是载沣的威望我怕还不够，加派个载洵贝勒去吧。
一天的事务处理完毕，已是凌晨两点，正准备睡觉的时候，那边电报房又是来报急电，说是德皇威廉二世的私人电报来了。
算来那边也是晚上七点，正是晚餐的时候，这个老朋友又会有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