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二章 和平的曙光
随着圣诞节和西方新年以及紧接着的中国元旦的来到，加之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双方也急需要时间来各自抚平伤口，战事的平息已经是在所难免了。
既是要过年，中国人的习惯总是要计算一下这过去的一年成败收支，不算不知道，算起来几乎要吓一跳，去年一亿一千万多两的财政收入，几项大开支下去，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其实这几年大多是没有余钱可用，内帑也慢慢的瘪了下去，我的出访行程虽说是省之又省，但是直接开销也达到了五百多万两，这还不算往来的礼物，沿途各地的准备，新建的应景工程等等开支，海军的战争消耗也令人咂舌，除去损失的八艘巡洋舰之外，还有千万两以上的直接开销等着买单结算，各种炮弹的消耗和维修费用，海军的后勤费用，以及用在支援菲律宾那帮起义军上面的钱，直接拨给天海国的钱，这几项加起来就近两千万两之巨。西北那边的战争更是花钱的大户，辎重消耗，士兵的赏金，抚恤金，各种药品的购入，运输成本的计算，以及雇用民间商家的钱，被服御寒物资，飞艇的消耗等等也要一千七八百万两。
这些都是战争的直接开销，用在军队上的钱又何止这个数？载沣的军改别看风光，但是也是花钱的大户，安抚军队也要用钱，不然被刷下来的那些人，早晚是要出乱子。军费直接开支是两千二百万两，加上这些就要突破三千万，这样算起来，这一年度的军费总开支就接进八千万两白银了。算起来这是我刚来到这个时代的一年政府总收入了，占到财政总支出的百分制七十多，快赶上当年疯狂的日本人了。
当然，岁入可不能全部用于军事上面。全国各地的教育基建全部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些是硬件，软件还有雇请教师，全国学童的中午和部分住校学生的晚间用餐费用，以及给各地蒙学的私塾先生的扫盲补贴，这些都是教育部明文要付给他们的钱，教育这部分一年的开销也要近两千万两。算起来这一年光是军事和教育，这两头就快把岁入花完了。
工业的基建还在继续铺摊子，陕西的延长油矿又扩建，卢汉铁路的兴建，上海的铁厂，大连的船厂和大修厂，这些都是国家的工程项目，每一项都是由工商部直接拨银过去的。这又是近三千万两。
当然，要算钱，今年肯定是亏的一塌糊涂，政府赤字据我的保守估计也要在五千万两左右，今年算是把前几年有的那点继续全部花光了。我内帑里也拿了一点出来，算是勉强撑过了这一年。
所以，今年的赐宴就没有去年那个规模了，一方面还在打仗，不宜太过奢侈，另一方面藩属国的君主也没有到齐，天海和暹罗就没有来，他们的国家也正在关键时刻，只是派了个使者过来送了点贡品。而我的回礼当然也不能少了，还是照去年的例额外又多加了一点。这方面绝对不能小气，要省钱也不在这上面省。
当然，帐也不是那么算的，花出去的钱并没有像往年那样流落外国，全部都是花在国内，后勤上花的钱，不就造就了北方一批发了大财的商号吗？还有各种基建项目的兴建，这些成本的投出，往后总还是收得回来，而且也带动了周边民间，要说到教育，那就是更不用说了，没有教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教育就是应该亏钱的，一个国家要是靠教育来挣老百姓那点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总的来说这些都还是好事，以前欠的太多了，总要慢慢的往上补，所以今年花钱多了点，我也不是太在意，在这个全面追求填补以前缺憾的时间段里，前几年的财政，赤字是必然的。
但是，毕竟钱不够花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这个状况还是给了我不少压力。以此为契机，1898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头等大事，就是在谋求与俄国暂时和解的同时，开始发行新币，这个事情其实是拖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每次要进行的时候，政局和国家情势都不太稳定，而且经验也有所不足，而币制改革这种事情，是对内政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不慎就会出乱子。
所以，这一次的币制改革我打算用一个超长的双币共同流通时间来缓慢进行。这件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也在批阅过之后提出了几点意见交由他们修改，在年末批准后，在二十四年正式开始施行。
新币的发行只是新增了一种流通货币——银元，以我的侧面像为银币的正面，上下分别用中文表示光绪二十四年和阿拉伯数字1898，背面则是一个祥云团龙的图案，下方用汉字标写大清皇家银行字样。等价一百个制钱。首批宝源局已经在光绪二十三年分别在北京宝源局和江宁铸币厂铸造了一亿枚，等价为一百亿枚制钱，此时由于一年未铸发新的制钱，所以通货是有点紧缩的，而且出现了银贱钱贵的现象，一两银子只能换到七百七十几枚制钱（真实历史中，光绪十五年的数据是850个制钱，但官方比价不是。）这批钱大约是一千多万两白银，虽然对于庞大的经济总量来说这几乎不值一提，但是这是一个逐步淘汰的过程，以三年的双币制期间计算，大约能够算出三年后的社会货币总量约在十三亿两白银也就是一百亿银元左右，在三年的期间里，要再发行这么多的银元出来，逐步与官银相取代。但是要是直接将这么多的银元投入货币市场，那么因为是双币制，所以立即就等于是货币膨胀了百分之百，这对于经济安全来说是致命的。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金属银来铸造银元，所以，只能以微量来逐步取代。
这几项现象，都是对发行新币的例好现象，所以，在颁行新币的诏书中，除了声明新币的稳定性由皇家保证不容置疑之外，还申明了金属银在流通中的有效性期限是三年，同时宣布正式停止铸造官银。原有的各铸银州府，将派出专门机构，在全国若干个区域内以新币回购流通领域内的官银，以三年的期限到期为止，将禁止一切金属银和金属金在货币市场上的流通。天下臣民一体见证，若有籍此机会囤积银两以牟利者，一经告发，严惩不怠云云。
同时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以往中国经济对银本位的过度依赖，因为中国本身产银量并不多，并不足以影响到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所以，对外来银两的需求就更为严重，而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的外购商品，银两流出更为严重，通缩是早就存在了的现象，但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见识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来改变这个现象。当时我这可怜的一点点经济知识都几乎没有人有个基本的概念，只是知道一枚制钱有的地方能买三个馒头，有的地方就只能买一个。有的地方譬如山西，二两银子一年的收入已经是下层老百姓中不错的了（按，很多人说的什么乔家大院，那里面的那些银号的学徒工，一年的收入就是2两白银，转正后4两。北京雇一两大车一天，也只要十几钱银子。所以说清末不穷，是怎么穷的？活生生给赔穷的。）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币会不会有人抗拒，会不会有人使坏，这都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要请外国帮助铸币，本国的铸造能力还是不足的，三年时间里要铸造一百亿枚银币，实在是有些难了。这里面还有一个经济安全问题，管理也是一门大学问。
银币的成分也有学问，加入什么样的金属，多少比例的什么金属，才能弄出又划算又好看的银币来，中国人图个光鲜，你一个土步啦叽灰不溜秋的银币拿出去，使的人都觉着丢人，谁会爱用？当然，一两银子一定要铸造出不止十三枚银币来，政府这个生意才划算，才不会造成更大的赤字。
还有一个就是保证金的问题，从黄金城秘密运送到北京的数吨黄金经过海路和陆路，由载洸亲自统领禁卫军远赴黄金城押运回户部国库，所有人只知道这运的东西非同小可，但知道运的是什么的只是寥寥数人而已。凤翔统理黄金城事务，他的财产也在密切监视之列，金子是个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在黄金城的那支部队，我所知道的发了财的人不少，但是我也不想追究，在那个东西面前，不犯错的人恐怕真得不多。
黄金的国家专营谕旨也在拟议之中，将来总有一天，这个东西将全面禁止私人和没有许可的商号擅自经营，这样就可以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上控制住一些漏洞，要完全堵灭这些漏洞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只能尽量的缩小偷机者的范围就是了。
有了黄金作储备保证金，再辅之以缓慢流通新币回购旧币，日子久了，老百姓用习惯了，慢慢的就会接受这种新币，我的渐进式货币改革也慢慢的跨出了第一步。
当然，黄金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了一些，一部分用来给阿姆斯特朗公司充作货款，一方面也给国库一点银子垫底，我内帑又拨了两千万两给户部，可以算是有了一点保证了。
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为了平息通货紧缩的现状，增发银币势必是势在必行，货币改革改好了，可以给经济起飞更多的动力，经济的腾飞和教育军事工业工业的起步也是密切相关，这几样都弄好了，我的国家不说其他的，世界前四还是跑不了的。英美德中，预计一九一零年代即将开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国家还是那个可怜巴巴的弱国吗？德国人还会不远万里给某孙姓要人送来两百万马克来请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斡旋让中国不要对德国开战么？他欣然收下之后办事未成一怒而出走日本开创某个人政党，也算是后世一桩憾事了。（当然，某他手创的党不听他话也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件事上。）
想起这位孙某，也触动了我一桩心事，就是西方医护制度及西医的引进问题，本来大规模的战争就会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伤员，就像当年克里米亚战争让南丁格尔女士找到了她一生奋斗的方向和事业一样，这一次中俄战争也让他找到这份事业的话，那就太好了。当然，也许他可能也会想修铁路，但是想到他那实际的办事能力和宏愿，我还是打算把铁路事业交给詹天佑比较合适。
西北的战争造就了大量的伤员，库伦的医护中心早已无力承担了。因为西线战事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除了一些俘虏的伤员和少量的本方伤员之外，西线的压力并不大。倒是库伦方向双方两次大规模的行动累计造就了本方五万多人的伤员，其中轻伤的占一大半，有许多人其实简单的手术之后就能够好转，但是由于设备和合格医生的欠缺，大量的人都走向了终生残疾，他们都是国家的英雄，但是国家这时候没有办法给他们正确的医护。
所以，一方面向英德两国求援之外，另一方面也紧急调了西线德军的医护连急速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经当地官府配合就地开设西安陆军总医院，收容从前线往后方运送的伤员并给予正确的治疗。
但是医生还是紧缺，在悲情四溢的文章经过中华时报披露之后，如今已经有些小圣人味道的衍生公孔令贻上疏要求全面引入西式的医护制度，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腐儒们的攻击自然是在所难免，自从去年的江苏抚学之争以鹿传霖的全面获胜而告终之后他们消停了一阵，这一次似乎又抓住了偌大的机会似的，以祖宗之学古已有之今已足矣，何必事事师事洋人为口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争论，只是碍于我暧昧的态度和孔令贻超卓的身份——衍圣公兼新儒党党魁，当然还身兼教化部尚书并教育部尚书同知职位，他们的用词很小心，但论事而不攻击到人，所以，气氛还算温和。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位瞿鸿基，他们这样的人，硬压是不行的，他们求的就是名，你一整他他名气更响他更得意，跟你捣起乱来也是更上劲，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冷处理。
在我的授意下，新儒党和教化部的几个重量级笔杆子如康有为等人纷纷以中华时报为平台，掀起了一股论战，以仁的微言大义为突破口，直指腐儒们只顾名而心无对前线伤兵们的悯，是为不仁。以君父为国事忧劳本臣子上为君父解忧，下为黎庶排难然而这些人却妄加攻击对君父对国家对社稷有利，对伤兵有惠的举措，只为自己求一清正之名，是为不忠。坐视为国捐躯者残而不悯是为不耻……等等如此一一以孔孟教化来攻击他们的立论之根本。双方各自长篇累牍的辩论着，我始终都不加以表态，只是暗地里让容闳准备在新学中开设西医课程作准备，同时从英国和德国延聘西医来华开设诊所由官方保护，并趁着军改，建立起军医制度。
没办法，对这些人我哪怕是再不满再觉得他们不对，我也不能轻易表态，我是一国之天子，我的态度太敏感，我还是要让社会觉得我还心取他们的正啊。
外交上的问题如今我手头又多了一张牌，就是那个铸币合同，这笔合同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也是一个长期的保险合同，试想一下，一个国家连本国的钱币都交给你铸造了，这个国家还会跟你破脸么？
所以，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尽管我内心是倾向给英国人铸造的，但是还是把这把牌纂在手里，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去抢吧，这也是我一贯的策略，谁给我的国家好处多，我的国家就给谁的好处多，双边关系本就该是这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解释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譬如对德国和英国都有一大堆的事情要解释，如今的德英中三国关系，就像拔河一样，我就是中间的那个垂着的红绳，谁都想把我拉到自己的怀抱中去，但是我却想尽力保持与两边都是好关系，这就是平衡最困难的地方。否则早早的倒向一边，一旦开罪了另一边，那我这把牌的用处就不是那么大了。
正好像现在，我就希望英国人能尽快的搞定俄国人，这场仗打下去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如今我的国力已经几乎达到了极限，再把战争打下去就会让我这个幅员已经是天下第一辽阔的国家到达控制力的巅峰，再多的领土已经没有意义，已有的我还没有消化的过来呢。譬如日本的那两个岛，最近几年一直在维持，移民和对反抗份子的清洗正在小规模的进行，推行汉语禁止使用日语，消除日本曾经统治过的痕迹等等方面，除了农业稍有贡献之外，其他的部分包括占领军治安军外派的教化教育人员等等，每年都是很大的开销，要这块地方对经济做出贡献，恐怕还要等几年了。
黑龙江以北的新鄂省，加上原先的辽东地区这一个大满洲地区原本的移民计划都还没完成，近些年来也在不断的补人口的缺额，如今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只是尽了一个资源基地的任务而已，当然，黄金也有不少是从黑龙江流域采来的。
虽然领土大了有助于我的土地政策，内地的一些无产户可以在这些新领土获得生产资料和私人产权，有助于消弥内在的社会矛盾，减轻内地因承平日久而造成的土地兼并现象给社会安定造成的困扰。但是，维持领土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所以，未来的十几年内，国家最好是不要有大规模的战争。对俄罗斯的海陆两战以及前几年对日本的反击战已经打出了国家的威风，一个令图谋叵测者惧怕的强者形象已经在世界上树立了起来，对于英德两国来说，我的实力已经尽展无疑，这就够了，没人敢轻易惹我就行了。接下来好好搞搞内政，消化消化新的领地，改革改革机制，开启开启民智，偶尔我还可以指引一下未来的一些宏观的发展方向，有十几年的时间让我闷头发展。到了一战的时候，主动权就全握在手上了。
所以，在以洽谈铸币合同为由的与英国代表团的磋商会议上，被夺情办差的袭爵恭亲王载滢向英国人悲天悯人的提起了这个问题，双方对对方都没有领土要求，每天的战争除了消耗掉年轻的生命外对对方都没有任何损伤，这样打下去，吃亏的是两国的人民。
载滢摆出的数据也坚实的证明了这一点，双方的战线几乎没有变化，除了北方进占了楚库柏兴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领土变化，而俄方的死伤及被俘数字是接近十七万。中方的数字是七万多。载滢有充分的理由摆出高姿态来。
英国方面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愿意中俄这样互耗下去，这样只会便宜了德国人，在解决德国人之前，俄国的兵力还是有相当大的用途的。如今俄国人将一百四十万人的总兵力中的三分之一摆在这里，而且这三分之一中又损失掉三分之一还要多，这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在从载滢那里获得一个要求军费赔偿及一个长期的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及中亚的特殊利益的要求之后，英国人表示愿意承担斡旋的责任。
和平就这样向尼古拉二世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