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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罗贯中辞别赵宝丰,“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幕府作宾。起事称霸的张士诚是灭元功臣。第二年在罗贯中的建议下,张士诚打败了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的进攻。同年,张士诚的弟弟兵败被元朝俘虏,张士诚只好投降。降元后,张士诚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又再次称王。包括罗贯中在内的许多幕僚都建议暂缓称王,但是不被采纳。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罗贯中自此对张士诚失去了信心,返回老家太原。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九月,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当在该年以后。这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对历史、对人生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完全具备了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条件。到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罗贯中已写了十二卷,之后卷数的写作,是洪武四年以后的事了。[2]
在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期间,施耐庵从苏州迁移到兴化,并在洪武三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的师傅施耐庵,罗贯中在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3]之后,决定加工、增补施氏的《水浒传》。成书于洪武四年至十年之间。在加工、增补《水浒传》的同时,罗贯中继续创作历史演义系列作品。[2]
发愤著书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他也曾参与其中。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中,称他是一位“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也就是看到天下将不免落到朱元璋手里,才不得已淡出江湖。不久,罗贯中远走江南,流寓于江、浙一带,以抒写其“图王”霸业之胸襟。图王未果,发愤著书。[2][4]
不过,这也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图》记载“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这与“有志图王者”的形象不符合。这两则记载虽有矛盾的地方,但足以表明罗贯中在元末曾经想有所作为,“传神稗史”,只是在现实中失败后无奈的选择。
他的章回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表现题材从着眼于兴废争战等国家大事,到注目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描写的人物从非凡的英雄豪杰,到寻常的平民百姓;塑造的典型从突出特征性的性格到用多色、动感的笔触去刻画人物的个性;情节结构从线性的流动,到网状的交叉;的语言从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罗贯中的章回在中国的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为明代中后期的白话短篇出现鼎盛的局面,发展得更为精致奠定了厚实的基础。[5]
罗贯中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特殊贡献的作家。他所写的很多,都是以乱世为题材,中国历史上只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其中三个,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逐平妖传》等著作,也曾参与了《水浒传》的编纂、创作。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今所知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后二种已佚去。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现实的纷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比较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他从事创作的动机,一方面“无过于泄愤一时,取快四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当时话本艺术中存在的弊端,为民众,为说话艺人提供一个好的、方便的说话底本。他从社会的、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几种在民间影响较大的话本材,进行了搜集、整理、充实等扎实的新创工作。罗贯中的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从“话本”阶段向长篇章回体过渡的完成,揭开了中国发展历史崭新的一页[6]。
罗贯中的艺术造诣,首先得益于他对历史资料的谙熟、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他吸收了陈寿的《三国志》的长处,取得了民间话本《说三分》的精华,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他对成百上千的帝王将相谋臣武夫的姓名、性格特征,甚至不少人物的社会关系、历史命运和仕途风云,都了如指掌。这一番广采博纳、熟记活用的功夫,是罗贯中将一百年历史尽收眼底、聚整世纪风云于笔端的底气所在。
矛盾冲突,是历史的最诱人之处。作者可以用它来造势,用它来展示人物行动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罗贯中的拿手好戏之一,是善于造势。造成紧张的形势,以此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
罗贯中最善于写战争,《三国演义》中的上百场战争都写得各具特色,无一重复。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精彩。赤壁之战的第一个特色是两国开战,三方参与;既有大量的军事活动,又有大量的外交活动,将三国时期的主要谋臣战将都引人这些活动之中。第二个特色是推进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以斗智、伐谋为主,而不是以交锋为主。作品中大量描写和记叙的是文战而不是武战。第三个特色是时代特征,赤壁之战之前是诸多军阀混战时期,而赤壁之战的一把火,烧出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的历史。他的章回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他的作品文学特点主要表现在: